2024年初，國務院國資委明確提出“將市值管理納入中央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這不僅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大變革，更是國資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標志性信號。緊隨其后，新一輪“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全面鋪開，其核心目標直指“增強核心功能”和“提高核心競爭力”。一系列密集部署清晰地表明，本輪國企改革已告別規模擴張的路徑依賴，轉而聚焦以“價值創造”為核心的內涵式增長。在這一背景下，資本市場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嬗變。它不再僅僅是國企的“融資渠道”，而是歷史性地被推向改革舞臺的中央，轉變為推動國企脫胎換骨的“核心引擎”、檢驗改革成效的“試金石”，以及實現其真實價值的“發現平臺”。如何推動資本市場與國企改革深度融合，已成為決定本輪國企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突破的關鍵命題。

根據財政部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底，全國國有企業（非金融）資產總額已攀升至371.9萬億元，營業總收入達到84.72萬億元，利潤總額超過4.35萬億元，各項指標均創下歷史最好水平，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進一步彰顯。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離不開資本市場的助力。但長期以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普遍存在“估值洼地”現象。這一“價值與價格的背離”，不僅影響了國有資產的賬面價值，也制約了國企的資本運作能力。如何通過資本市場進行一場深刻的價值再發現、再評估和再創造，已成為本輪改革的重中之重。國企估值折價，源于市場對國企治理僵化、效率低下的刻板印象，以及傳統估值模型無法衡量其戰略價值和社會貢獻的局限性。破解這一困境，需要國企依托資本市場，從資產定價、市值管理和信息溝通三方面主動作為。

首先，資產定價需更加市場化。政策已明確要發揮證券市場在國有資產交易定價中的作用，并建立“容錯免責機制”，鼓勵國企管理者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大膽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資本運作。其次，市值管理需主動作為。將市值管理納入業績考核，是推動國企從“被動接受估值”向“主動價值經營”轉變的革命性舉措。國企應善用穩定分紅、股份回購、強化投資者關系、開展高協同性并購等工具箱，持續提升內在價值。最后，信息披露需有效傳遞價值。國企需要改變過去相對保守的信披風格，學會用市場聽得懂的語言“講好自己的故事”，充分展示公司在戰略、研發、ESG等方面的非財務信息，讓市場全面、深入地理解公司的真實價值。

任何深刻的變革，都離不開頂層設計的指引。本輪國企改革之所以將資本市場置于核心位置，其背后是國家戰略層面對國企功能定位、價值衡量標準以及國資監管模式的系統性重構。從“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的收官，到“深化提升行動”的啟動，再到“中國特色估值體系”的提出，一條清晰的政策主線貫穿其中，為資本市場深度參與國企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改革的邏輯已從“三年行動”的“搭框架”，演進至“深化提升行動”的“強功能”。新一輪改革的定位是“以更好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的功能性改革”，更強調國企在科技創新、產業引領和安全保障等關鍵領域的戰略作用。這一轉變，意味著對國企的評價標準必須升級。“探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估值體系”，正是對上述改革邏輯的回應。它旨在糾正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對國企的估值偏見。傳統估值模型難以衡量國企在維護產業鏈安全、履行社會責任、提供穩定分紅等方面的多元價值。

從頂層設計的革新到市場實踐的深化，一幅以資本市場為核心引擎，驅動國資國企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宏偉藍圖已然展開。這不僅是一場關于效率和利潤的改革，更是一場關乎價值認知、治理模式和發展范式的深刻革命。一個治理更完善、價值更凸顯、競爭力更強大的國有企業群體，正在資本市場的助力下加速形成。展望未來，資本市場與國企改革的深度融合將呈現三大趨勢：一是混改將更重“質量”而非“數量”，能否帶來真正的治理變革和業務協同將成為關鍵；二是市值管理將成為國企“標配”，圍繞價值創造的各類資本運作將更加活躍；三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企有望率先實現價值重估，成為“中國特色估值體系”下的價值標桿。

這場改革，需要各方參與者共同努力。國企應抓住政策窗口期，大膽而審慎地制定資本市場戰略；投資者應與時俱進，以新視角重新審視國企的投資價值；監管層則應繼續完善制度，在“放活”與“管好”之間尋求最佳平衡，為國企改革營造一個穩定、透明、高效的資本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