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受全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共同沖擊，尤其是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發生深刻變革，全球產業格局也正面臨重塑。

一：全球產業鏈的新趨勢：由全球化、一體化轉向多元化、區域化

上世紀90年代起，全球供應鏈進入“一體化”時代。1990年前后，隨著通信技術的進步和運輸成本的降低，跨國公司開始將生產的不同環節外包至不同國家，本地化生產逐步被全球分工所取代。1991—2008年，全球貿易占GDP的比重由30%提高至52%左右，其中，中間品貿易占GDP的比重由9%提升至29%左右。

近年來，受貿易摩擦、疫情、俄烏沖突等影響，全球供應鏈逐步向“多元化”和“區域化”轉變。“多元化”指減少對單一國家供應的依賴，“區域化”指增加區域內貿易往來、構建相對獨立的區域內供應體系（主要包括亞洲、北美、歐洲三大制造業區域）。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有所增加，全球化進程逐步陷入停滯，全球貿易占GDP的比重由高點52%震蕩下滑至45%左右；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后，祭起關稅大棒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迫使制造業移出中國，從實際結果來看，東盟受益最大，崛起成為美國在亞洲供應鏈體系的“第二極”；拜登任期內，疫情和俄烏沖突交替影響，進一步暴露全球供應鏈脆弱性，各國開始加強關鍵產業（如醫藥、半導體、關鍵礦物和能源）的本土化生產，同時美國開始尋求“近岸外包”，提高對墨西哥的依賴度。2017—2024年，中國占美國進口份額下降8.2個百分點，墨西哥、越南、歐洲和中國臺灣地區分別提升2.1、2.2、1.9、1.7個百分點，墨西哥超越中國成為美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

2025年美國再度單方面挑起關稅戰，全球供應鏈將進一步向“多元化”和“區域化”加速演進。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已對全球加征普遍基準關稅，各國廠商將更明顯地意識到，傳統的效率優先的供應鏈模式，已經難以抵御復雜多變的風險沖擊。供應鏈安全性將會愈發成為廠商的關鍵考量，尋找中國之外的替代供應鏈，盡可能加強與同一區域內的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將成為更有利的選擇。

二：我國產業鏈的新特征：由下游到上游、由低端到高端、由傳統到新興

我國全產業鏈制造能力提高，加工貿易占比下降。加入世貿組織之初，我國的主要優勢是低成本的勞動力，主要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某些高技術產業的低附加值環節，加工貿易占比較大。近年來，我國自主生產制造能力顯著提高，同時勞動力成本提升，不再適宜做下游加工和代工，下游環節逐步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2024年，我國的加工貿易占比下降至18.2%，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貿易占比上升至64.1%。

我國加速產業升級和出口產品結構調整，推動更多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到其他市場。近十年來，我國低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下降，紡織品出口占比由15%下降到10%，皮革箱包、陶瓷玻璃出口占比降至2%以下；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比重提升，車船飛機出口比重由4.7%升至8.2%，化工（包括塑料橡膠）出口比重由7.9%升至10.4%，機電產品出口比重基本穩定在41%—45%之間。

“新三樣”成為我國出口新增長點。近年來，我國太陽能電池、鋰離子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的品牌和產品創新優勢不斷凸顯，價格優勢明顯，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顯著提升。2024年，全球80%的太陽能電池板、76%的鋰離子電池和70%的新能源汽車都由中國生產。“新三樣”出口增速持續高于整體出口增速，2020—2022年，“新三樣”出口增速甚至達70%以上，是我國出口重要的新動能。

三：我國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以及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基于《2021中國制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和中國工程院制造業產業鏈安全評估結果等研究，我國產業短板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半導體制造設備、高端芯片、智能終端處理器等；二是運載火箭、大飛機、航空發動機等；三是汽車等關鍵件精加工生產線上的制造及檢測設備；四是燃氣輪機熱部件；五是飛機、汽車等行業的設計和仿真軟件等，這些產品自給率較低，主要依靠進口。此外，我國基礎產業（包括軸承、通用零部件、數控機床、儀器儀表）同樣較為薄弱，2015—2020年，基礎產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10.9%下降至6.2%，不足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應該聚焦上述領域，加快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

此外，對于資本市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新趨勢可能帶來四大影響：其一，隨著新興市場逐步構建產業鏈、加快制造業發展步伐（如東盟、墨西哥等），資本市場資金流向可能向這些地區傾斜；其二，新興市場構建產業鏈，廠房、機器等相關資本開支會大幅增加，催生結構性投資機會；其三，全球供應鏈向“區域化”發展，勢必導致勞動力成本提升，利用供應鏈數字化與AI技術提升效率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利好半導體、智慧物流、工業物聯網等領域；其四，多中心的產業布局和冗余投資可能利好基建、倉儲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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