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強制贖回頻頻“掃貨”,可轉債的存量規模越來越少。
Wind數據顯示,截至8月5日,年內已有71只可轉債從交易所退市,其中51只的退市原因是贖回。受此影響,年內可轉債總存量規模下降805.64億元至6530.58億元。
有分析人士認為,權益市場回暖疊加新增融資成本下行,加速了可轉債的強贖退市。在新上市資源有限的背景下,可轉債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或持續加劇。
強贖加速存量減少
8月5日,齊魯銀行發布關于實施“齊魯轉債”贖回暨摘牌的第十七次提示性公告,8月13日為“齊魯轉債”最后一個轉股日。本次提前贖回完成后,“齊魯轉債”將自2025年8月14日起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摘牌。投資者所持“齊魯轉債”除在規定時限內通過二級市場繼續交易或按5.00元/股的轉股價格進行轉股外,僅能選擇以人民幣100.7068元/張的價格被強制贖回。
可轉債兼具債券和股票的特點,但發行規則與股、債有較大區別。為了推動投資者轉股,一般情況下,可轉債會設置強制贖回條款。在轉股期內,當滿足特定條件時,發行方有權按約定價格贖回未轉股的可轉債。
今年以來,可轉債投資者目睹了太多的強贖。Wind數據顯示,截至8月5日,年內已有71只可轉債從交易所退市,其中51只的退市原因就是贖回。
“今年權益市場震蕩上行,尤其是小微盤股不斷創下新高,帶動轉債市場觸發強贖條件的轉債數量明顯增加。”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分析師翟恬甜對券商中國記者表示,與此同時,近年來轉債市場“老齡化”問題進一步顯現——觸發強贖條件的轉債平均剩余期限不斷縮短。考慮到后續促轉股時間有限,觸發強贖后發行人選擇強贖方式退出的意愿整體提升。
中證鵬元研究發展部研發高級董事、資深研究員史曉姍則認為,發行人財務成本降低也是重要因素。在再融資環境收緊的背景下,上市公司通過強贖將債務轉為股權,可降低財務成本并改善資產負債結構,為未來融資預留空間。
由于大量可轉債贖回,年內可轉債總存量規模已降至6530.58億元,下降了805.64億元。
供給增量跟不上
在存量可轉債摘牌不斷增多的情況下,新發可轉債的增量卻非常有限。
Wind數據顯示,年內上市的新發可轉債僅26只,合計發行規模405.79億元。這一數據雖然較2024年有所提升,但是和2022年等高峰期年份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上市公司的發行意愿,是制約可轉債市場規模的主要因素。”國金資管固定收益投資部助理總經理崔婧表示,受前期市場低迷的影響,企業業務拓展有限,資金需求較低。
史曉姍則表示,除了融資意愿,當前政策、市場環境等也導致可轉債新增規模有限。
2023年,證監會發布“再融資新規”。隨后,滬深交易所發布了優化再融資的具體措施,對上市公司再融資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比如,限制破發、破凈情形上市公司再融資,把控連續虧損企業融資間隔期等。“再融資新規”發布之后,可轉債市場發行節奏大幅放緩,2024年僅發行42只可轉債,規模387.6億元,同比下降約70%。
此外,2024年上半年權益市場下行,跌破面值的可轉債數量大幅增長,雖然“9·24”新政后權益市場回暖,但可轉債的投資邏輯已發生改變,投資者對低資質可轉債的避險情緒升溫,令部分公司難以發行可轉債。
“按可轉債發行節奏來看,從受理到上市委通過仍需252天,上市委通過至同意注冊也需57天,因此下半年同意注冊和上市委通過的可轉債規模預計小于200億元。同時,年內仍有超400億元可轉債將到期,考慮到當前具備強贖條件的可轉債數量較多,預計年內可轉債余額持續下降的趨勢依然難改。”崔婧表示。
需求仍維持高位
從市場現實來看,可轉債的需求仍然維持高位。
多位機構人士向券商中國記者表示,青睞“固收+”產品的機構資金仍然把可轉債當作一個重要的交易品種。
“可轉債整體的可替代性較低。無論是公募REITs,還是高股息的紅利股,都不可能像可轉債一樣在風險和收益之間取得比較好的平衡。”上海一家機構的自營人士對券商中國記者表示。
不過,隨著可轉債市場存量減少,投資者也得面對強贖等事件帶來的新考驗。
翟恬甜認為,可轉債因強贖而退出的數量和比例明顯提升,一方面會令投資者更加謹慎地規避強贖風險;另一方面存量可轉債加速退出也將壓縮投資者的擇券空間,放大高切低的交易需求,這將進一步提升可轉債市場的整體流動性。
與此同時,隨著可轉債市場強贖風險的上升和擇券空間的壓縮,投資者擇券與擇時止盈的難度也隨之上升,這也將增強部分投資者通過轉債ETF被動配置轉債資產的動力,進而帶動可轉債市場的流動性進一步提升。
“當前市場環境下,‘固收+’策略對于可轉債的配置需求較大。不過,可轉債市場的存量規模卻在緩慢下降,在此背景下,轉債溢價率或維持高位運行。”崔婧說。
排版:王璐璐
校對: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