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財年快速擴身腫脹后，2024財年的美國財政赤字繼續沖高。據美國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2024財年聯邦政府財政赤字近1.833萬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長1330億美元，同比增20%；而從絕對數值看，1.833萬億美元的財赤規模為有記錄以來第三高，僅次于新冠疫情期間2020財年的3.132萬億美元和2021財年的2.772萬億美元。

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缺口表現為財政赤字。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總收入4.919萬億美元，創財年收入最高紀錄，占GDP的17.1%，同比增長4790億美元，增幅10.8%；同期美國聯邦政府總支出6.8萬億美元，同比增加6170億美元，增幅10.1%，與GDP之比從22.5%升至23.4%。財政收支雙增情況下，財政收入無論是絕對增加值還是占GDP之比，都顯著跑輸財政支出。

2024財年美國國債發行一路提速，加上存量規模，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至10月底超過35.3萬億美元。雖然美聯儲已經開始降息，10年期以上的長端國債利率隨之有所回落，但至今依然處在歷史高位。受此影響，美國政府債務融資成本依然不小，財政部2024財年的利息支出達1.133萬億美元，同比增29%，這是聯邦政府債務利息規模在歷史上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

在創造財政赤字方面，國債利息支出成為了僅次于美國國防預算和老年醫療保險計劃的第三大貢獻力量，同時也是增長最快的部分。一般而言，當出現財政赤字時，會有三種選擇路徑：增加收入、增發貨幣、增借債務。當下，美國政府選擇了增借債務這一路徑。

理論上說，國債發行量越大，供給過剩狀態下會壓低二級市場價格，同時推高一級市場收益率；另外，美聯儲在今年雖邁出了降息第一步，但寬松窗口是否持續打開還存很多變數，美國政府負債成本居高難下從而導致財政赤字壓力增加可能成為一種長期趨勢，現實中也會清晰地顯示出“財政赤字-發行國債-支付利息-財政赤字”的惡性循環格局。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測算，未來10年美國國債可能激增20萬億美元，對應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萬億美元，預算赤字規模將達20.2萬億美元，占GDP之比升至7%甚至更高。

德意志銀行的最新分析報告發現，1950年以來的70多年中,美國出現財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 占比93%，其間林肯執政時期以-10.2%的平均赤字率居首，其執政時正值美國內戰期間；緊隨其后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的平均赤字率為-7.6%，這包括了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銷；拜登、特朗普和奧巴馬分別以-7.4%、-6.6%和-5.7%的平均赤字率位列“榜單”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顯然，除了戰爭時期，最近的這三任總統（拜登、特朗普和奧巴馬）是最能“花錢”的總統，他們的赤字規模也是歷史上（除戰爭時期外）最大的。

財政赤字政策受到歷屆美國政府的推崇與沿襲，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兩黨政治結構之使然。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執政時都非常清楚財政赤字不可無底線地擴張，也應當有所控制，但在兩黨“輪流坐莊”體制下，為能在執政時拿出好看的政績進而取悅于選民并鞏固自己的贏勝地位，誰也不愿意去冒因控制與改善財政赤字而犧牲黨派前程之險，放縱財政赤字于是成為了歷屆總統的幾乎一致性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兩黨的執政理念相左，本作為經濟問題的財政赤字卻最終蛻變為民主黨與共和黨互相較勁與博弈的政治工具。共和黨主張“小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和壓縮公共支出，而民主黨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對富人增稅并加大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于是，兩黨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財政赤字問題在對方身上輕松地找到歸因與挑出毛病，進而極盡能事地放大對方的不是；而更重要的是，每當執政黨為解決支出不足并提出新增債務發行指標時，在野黨就會眼疾手快地運用自己在國會中的力量展開攻擊與發難，最終不是釀成所謂的“財政懸崖”之險，就是在雙方討價還價并全部或者部分獲得了需求滿足后，還會為增量發債打開門縫，兩黨妥協的機會成本其實就是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張以及財政赤字的日益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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